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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给侧改革是政府无奈之举0传动齿轮

2022-09-02

供给侧改革是政府无奈之举

文/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许维鸿

从“供给侧”想办法,并不是政府的习惯性思维,而是过去几年中国透支潜在需求增长后、产能过剩下的无奈之举。正所谓“塞翁失马、焉知非福”——半个世纪前,美国和英国的战略性经济结构转型,就是被经济颓势“倒逼”的。

供给侧改革是政府无奈之举  2015年11月10日,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,着力加强“供给侧”结构性改革,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,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,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。

这是“供给侧”改革作为宏观经济新常态下的新“理论话语”,第一次得到中央最高层的明确认可。这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,是国家改革整体思路的大调整,针对的主要是国民经济低效率生产问题,所强调的不是要扩大生产规模,而是提高生产效率,对于各级政府进一步明晰经济调控方向,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

在后工业化经济,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被发明并应用后,政府作为经济重要的参与者和调控者,其财政预算和支出的原则无疑是重要的。一般意义上,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以拉高就业,总是试图扩大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,以扩大社会总需求——拉高GDP增速。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,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,为了对冲海外需求的下降,中国政府祭出了“四万亿”投资计划,通过公有经济的总量扩张,不仅解决了中国GDP增速问题,还补贴了欧美经济的快速复苏。

因此,从“供给侧”想办法,并不是政府的习惯性思维,而是过去几年中国透支潜在需求增长后、产能过剩下的无奈之举。正所谓“塞翁失马、焉知非福”——半个世纪前,美国和英国的战略性经济结构转型,就是被经济颓势“倒逼”的,如果没有就业困境,依靠政府推进“供给侧”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。

在经历了30年高速经济发展后,系统性的结构化改革升级阻力恐怕更为巨大。中国各级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远大于欧美,“供给侧”改革中最大的贡献,必须源于巨量的“国有经济”。这里所指的国有经济,主要包括两部分,即各级政府的消费和投资,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经营:

第一,作为服务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各级政府部门,其现代化治理的改革目标,就是要更有效率地提供“公共服务”。说白了,就是用更少的税收、提供更加高水平的民生服务。在我看来,对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“供给侧”改革,是中国应用“供给经济学”的最关键所在。

客观的说,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的“供给侧”改革,早已开展良久——那就是财政部力推的各级政府采购和基础设施项目PPP改革,即公开透明地进行项目招标,并把市场化运营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,以提高供给效率。相比于以往政府主管对财政支出和举债投资的“一言堂”决策,PPP模式可大幅度提高税收和中央转移支付使用效率,虽然需要地方财政和发改委新增协调工作,但却减少了各部门的利益“寻租”空间,对锐意进取的新一代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充满构建良性机制的机遇。

以最近我参与的西南某市地铁扩建方案为例,通过引入更加科学的PPP模式,把新地铁带来的土地增值和商业地产开发收益,通过特许经营权引入地铁建设和运营招标,大大降低了地铁的建设费用和营运费用,节约了市财政资金。很多人老是抱怨中国税负高,不通过政府公共服务的“供给侧”改革,税赋水平又怎么降得下来呢?

第二,国有企业的增效,是中国公有经济结构改革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。A股市场持续火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题材,就是中央从“供给侧”想办法的体现。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,在分类监管的基础上,对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从传统上的“管人、管事、管钱”,升级为“管资本”,利用资本市场机制,要求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按市场规律办事儿,提高经营效率是广泛被证明有效的“供给侧”改革机遇。比如,国企监管部门能否只任命企业的董事长和监事长,包括总经理在内的管理人员都市场化选聘呢?

总之,贯彻党中央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“供给侧”政策要求,首先需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财政、发改、国资等部门的切实落实,构建国有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机制。而对于与国有经济相辅相成的民营经济,只要将综合减税和简政放权充分落实,旺盛的内需消费完全有能力引领中国经济走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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